主讲 黄麒华

　　今天是“龙溪书院”挂牌成立之日。欢迎大家放下手中忙碌着的一切，来到“龙溪书院”、龙溪古镇，慢步古老的街市，抚摸斑驳的城墙，仰望凌空的窨子屋以及窨子屋夹峙的天空。欢迎大家带着骄傲，带着伤感，带着依恋，带着希翼来到龙溪书院、龙溪古镇，找寻历史的足迹，聆听历史的足音，回首兴衰的故事，抒发慨叹之情怀。我们都知道，龙溪口曾经非常有名，“龙溪”曾多次被载入古代的地理史书中。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还写了以龙溪为题材的诗《送崔参军往龙溪》：“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谴谪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到了清代以后，吟咏“龙溪”者更是难以计数。过去龙溪曾一度成为晃州县城代名词。

　　龙溪口，为何那么有名?这可从龙溪口的市场说起。

　　据民国编撰的《晃州厅志》记载，晃州有八景，其中一景是“龙市晚归”。有诗云：“龙市赶墟来，一哄人声满。夕阳下空山，乱踏昏烟返。”此诗描写的是龙溪口市场赶集之日，熙熙攘攘，市人爆满，直到夕阳西下才裹着黄昏薄薄的烟雾纷纷踏上归途。这里反映的是昔日龙溪口市场繁荣的景象。回首龙溪口市场的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说，龙溪口，是因市而起，因市而兴。龙溪口是什么?龙溪口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地名。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龙溪口市场兴起后，龙溪口便成为了商业重镇、商匪巨窝、红色驿站、宗教聚地。

　　一、商业重镇

　　龙溪口位于舞水北岸，地处龙溪注入舞水的入口，故名龙溪口。舞水为沅江上游的一大支流，上溯至玉屏、镇远、施秉、黄平、瓷安，下流经芷江、怀化、辰溪、沅陵、常德。中途经黔阳与清江河汇合直通洪江，出洞庭湖可达长江沿岸各大市镇商埠。在古近代史上，四季可通航。这为龙溪口市场的兴起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新晃，旧称晃县、晃州。虽地处偏远，但由于水道方便，加之地处楚黔(湘黔)交界之地，早在明代就有驿道通行，成为士夫商旅西上东下的主要通衢，为“黔楚咽喉”。县内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百分之六十八，每年有大量用材输出(以松、杉为主)。经济林主要有油桐、角棓、生漆、棕片等，以油桐为甚。并盛产吴芋、天麻、山姜、杜仲、金银花等上百种中药材和桃、杏、李、梨、柚、枣、桔柑、柿子等众多水果。还有土靛、苎麻、甘蔗、烤烟等多种经济作物。更有汞、铜、铁、金、铅、锌、钒、镍、钡、钾、磷、石煤、重晶石等十余种矿藏，特别是汞、重晶石等最为有名。家畜家禽养殖也很旺盛，猪、牛、羊等养殖尤多。以上大量的农林矿畜等资源为龙溪口市场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县境紧邻黔东，三面邻黔。黔境多系高山峻岭，交通不便，开发相对较晚。故黔境大量物产便依赖龙溪口卸销。因此龙溪口便成了湘西、黔东物质的主要集散地。

　　龙溪口市场的起源地，原在兴隆坳(明末以前)。当时墟场规模小，定期赶集，交易品种单一，全系农民剩余的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制品。以后，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明末清初，市场便转至龙溪口的老街(现万寿街，福寿街)。当初，龙溪口正街这里还是一片河滩。居民在河滩上修建砖房木屋，形成街道，名为新街(即今正街)，下起灶王宫，上至三拱桥(400余米)。正街形成后，市场中心又转移至此。从此，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摊担密布，生意兴隆。乾隆年间市场初具规模，道光年间逐渐趋向繁荣，而后外地前来经商定居者纷至沓来，临水架楼、设店开业。清同治十年纂修的《沅州府志》记载：“龙溪口在舞水之北，临水架楼而肆者为新街，又蹑次而上俗呼老街，市上五谷俱集，饭豆尤多，凡产自贵州之马鞍山、平崖场诸处者，由玉屏朱家场肩货于此……至于江、浙、闽、粤之货，亦毕集于此。”当时为了便于停泊船只装卸货物，濒水修筑了四座码头(大码头、沅州码头、水码头、万寿宫码头)。到同治年间已是人烟稠密，喧哗热闹的集镇。

　　到了清末民初，龙溪口市面上广泛流传“七子”的顺口溜：“杨春和的银子、春和元的谷子、付老五的房子、杨永泰的锅子、张大生的儿子、龚信泰的顶子、胡岩寿的包子”。

　　“杨春和的银子”：江西人杨志轩，清光绪中期从江西来晃，开办“杨春和商店”，与人合资经营油脂。后独立经营。桐油年销量30万斤，大多运往常德及湖北汉口等。返回时又回购鄂产黄州布、四印布、常德漆河布及日用百货等，年利纹银4000余两。期间接交大商巨贾。至光绪末期，其经营已达到最盛时期，成为拥有35000银两的巨商，财冠全镇。

　　“春和元的谷子”：“春和元”是杨志轩的长子杨启元分出后开的商店。杨启元将大部分商业资本转为土地资本，先后在农村购置田产800余亩，坐收地租，稻谷满仓。

　　“付老五的房子”：付老五，江西人，来晃早，经营布匹、广告。发财后陆续购置大量房地产(其子付禹门曾在1920年前后任贵州青溪县县长)。

　　“杨永泰的锅子”：“杨永泰”是杨楚镒开的店坊牌号。杨楚镒，宝庆人，清光绪年间来晃，清末捐官，获五品顶戴。首任龙溪口商会会长，营铸锅鼎，雇工十余人。生意半年忙半年闲，但锅子质地优良，颇受赞誉。镒死后，后代无力经营，靠出租度日。

　　“张大生的儿子”。“大生堂，”是张克刚经营的药店店名。张克刚，江西人，生五男二女，人称“多子多福”、“七子团圆。”但1915年土匪进城，其贵重物质被抢劫一空。全家20多人，除2名妇女外，其余人均吸毒成癖。三儿子张忠衡是主要当家人，1919年又因醉酒丧生。此后门庭衰落。

　　现“龙溪书院”所用的房子，就是“大生堂”的房子，店主张克刚开药店发了财，翻修成这模样继续经营。张克刚死后，儿子无力经营。抗战时，有个福建老板叫苏定川，曾先后在桂林、贵阳办烟厂，因战乱逃难，约在1944年从贵阳迁来龙溪口，带来小型卷烟机、切烟机(各一台)、工人等，先在下正街租用房子经营，主营棉纱、针织品，盈利后又添置卷烟机2台，开办龙岗烟厂，由股东苏子牧任经理。1945年产销两旺，月产“爱丽斯”、“百吉”香烟200箱。1946年卷烟机增加到5台，苏定川自任经理，厂子迁至中正街大生堂药店房子。1950年时龙岗烟厂有职工120人。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苏定川所办烟厂的资产由人民政府代管(1982年全部折价退还本人)。就在50年代，县政府在接收、利用龙岗、环球两烟厂所有设备的基础上，创办了地方国营新晃卷烟厂(这就是新晃卷烟厂的来由)。

　　龙岗烟厂迁出“大生堂”后，又有邵阳人申茂斋、卢玉珍租此开办针织厂。以后若干年，张克刚一家败落，无人管理房产，政府便把该房子收归国有。

　　至于隔壁房子，原曾为曾夷清老人(现90岁，住煤炭公司宿舍)住的两栋木房(其隔壁开裁缝铺、颜料铺)。后曾家搬出，木房拆了。再以后，有洪江油商刘安庆(系刘同庆兄弟)在此修房开“洪江油号”。油号开了几年，解放后停办，亦被收归国有。

　　“龚信泰的顶子”：龚信泰，江西人，在此经营布匹等。其弟“龚树勋，书名“少白”，书法甚好，龙溪口镇江阁外壁所书“中流砥柱”四字即是他的手迹。清光绪甲午科优贡，曾任云南平夷县知县，戴水晶顶子。

　　“胡岩寿的包子”：胡岩寿，晃县人。经营旅栈，附设小吃馆，其面包质优味美，众人赞誉。

　　龙溪口市场的发达，除了同四川、贵州的经贸有密切关系外，与洪江油号也有直接关联。

　　外地聚集于此的桐油、桐籽、角棓，几乎全归洪江油号收购外运。洪江庆元丰、杨恒源、徐荣昌、复兴昌、刘同庆、大德等六家油号均在龙溪口派驻专庄，其中以庆元丰、杨恒源两家来晃设庄时间最早，而徐荣昌、刘同庆、庆元丰三家则在此常年设庄。

　　桐油闲淡季节，各油号从上海、汉口等地运来大批纱布等商品，赊销给各个商店，期订新油上市时付款，用以收购桐油。

　　洪江桐油又称“洪油”，是对四川秀山的“秀油”炼制方法加以改进加工而成的。油号，左右了龙溪口桐油市场。上市桐油大都归洪江油号收购，而后加工成“洪油”，运销江浙。(抗战时油路被切，战后桐油又转俏)

　　龙溪口，曾经有过市场的畸形繁荣时期，

　　1936年，仅龙溪口经营绸缎、布匹、花纱、百货、粮食、油盐、南杂、医药、文具、金号、牙行、筵旅等行业商店就已发展到420余户。1948年，部分商号迁出后，仍有商业店铺560多家，以绸布、花纱经营规模最大，百货次之。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战火蔓延至雪峰山麓，流亡人口大量涌入晃县县境。沦陷区的新闻、金融、工商企业、伤兵医院等机构也陆续迁入。城镇固定人口由几千人骤增至三万以上。消费增多，一度促进了商业经济繁荣，并刺激了手工业生产发展，其中手工业作坊扩增至200余家(织染为著)。远在四川、成都、重庆和贵阳、遵义、思南、镇远等地商人也纷至沓来。造成全城(龙溪口、老晃城、新晃城)大街小巷无一空屋，租金猛涨。黔东一带的农副土产，每每在场期前大量运抵晃县，船只少则20-30只，多则50余只。芷江船只亦每场来晃一次，每次20来只。洪江、常德及其他外地船只数十只。如此，每场在龙溪口停泊船只共达100余只，河面为之阻塞，商业空前繁荣。

　　抗战胜利时，大部分商人认为时局开始好转，物价必然下跌，因而争相抛卖存货，换入纸币，等待时机。不料抗战结束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滥发钞票，造成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导致这些持币商人元气大伤，有的甚至破产倒闭。解放后，国家便对工商户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变为了公私合营。

　　二、商匪巨窝

　　商匪巨窝，是指龙溪口曾经是大商巨贾和大土匪的驻地。由于商业的发展繁荣，这里出现了很多大商巨贾。由于商人众多，来路亦多，于是又出现不同的商会行帮。

　　商会，是地域帮系组织;行会，是行业帮系组织。

　　龙溪口的地域帮系组织始于清代。早在同治以前就有江西人来此经商。清末，少数宝庆人来此定居谋生。随时间推移，人数日增。从而形成江西帮(西帮)、宝庆帮(宝帮)、本地帮(本帮)三个地域帮系。其中江西人最富，其实力左右整个龙溪口市场;宝庆人最多，居全镇半数以上。各帮组成同乡会，并建会馆。同乡会设首士，主持会馆。龙溪口的会馆有：两湖(湖南、湖北)同乡会会馆，建有禹王宫，奉祀夏禹为神主;江西同乡会会馆，建有万寿宫，奉祀许仙真君为神主;宝庆五属(邵阳、新化、武冈、新宁、城步)同乡会会馆，建有太平宫，奉祀关帝圣君为神主;湘乡同乡会、衡阳同乡会则附和宝庆帮。抗战时期又出现安徽省同乡会。会馆中，最有影响的是万寿宫。各同乡会都发动同乡捐献会馆基金，用以购置房地产、添买义山、兴办学校等。

　　龙溪口的行会，出现更早。参加行会的主要成员是作坊主。凡不参加行会的人不得在此经营。

　　如属于手工业行会的有：

　　木工、泥工行业的“鲁班会”，祀鲁班先师;

　　纺织业的“天星会”，祀织女星;

　　缝纫业的“轩辕会”，祀轩辕黄帝;

　　铁行业的“老君会”，祀太上老君;

　　屠宰业的“三义宫”，祀张飞、刘备、关羽;

　　理发业的“罗祖会”，祀罗祖;

　　染坊、皮革业的“梅葛会”，同祀梅葛。

　　属商业的行会有：

　　药店的药王会，祀医学家张思邈;

　　“财神会”，祀赵公明元帅。

　　龙溪口市场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又为土匪的产生和生存提供了土壤和物质条件。龙溪口，也可以说是土匪横行之地。

　　一是军阀如匪。龙溪口由于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所以又成了军阀争夺之地。1928年前，龙溪口先后被贵州军阀袁祖铭、李小渊、犹国才、蔡巨猷等盘踞，他们在此横征暴敛，拉夫抽兵，摊派钱粮，勒索民财，无所不为。

　　1923年，龙溪口巨商杨辑五就被贵州军阀袁祖铭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押收监。尔后以7000两白银赎释。

　　1925年，贵州军阀蔡巨猷将两股土匪招安后，进驻龙溪口，强令商会筹措粮饷。因数额巨大，商会无力承担，商会便报县政府批准，以商会名义发行流通票，在市场上强行使用，以充分当粮饷。该流通票纯属废纸一张。

　　1928年，贵州军阀撤退后，湘西军阀陈汉章又接踵而至，盘踞龙溪口3年之久，人民及商户受害非浅。

　　龙溪口还有一位特殊人物，叫张本卿(又名张文英)，是大湾罗乡毛溪村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过东征、北伐，曾受蒋介石重用，官至少将旅长。因不满内部派系斗争，1933年回乡。张回乡后，最初开采汞矿、产销灯具，继而在龙溪口办“本善公司”，经营商业。他个性刚强，有股蛮劲，大胆、霸道。比如他为了能在龙溪口中截街修一座窨子屋做生意(要求有店面)，就直接在一块地上修房子。而动工的这块地盘已归江西帮管辖。江西帮头目见状后，找到张本卿，说：“张本卿，这地盘是江西帮的，你怎么在这里修房子呢?”张本卿说：“我的老家是从江西搬来的，我怎么没有份?”张照修不误，江西帮拿他无法。

　　又如：邵阳帮有个代表人物叫佘四麻子。佘收了五、六万斤桐油，卖不出去。一天，张本卿经过佘的门前，佘喊张：“旅座，我收了这么多桐油，上当了。现在因为抗战，海关不通，无法外运，你看怎么办?”张说：“你胆子硬是小。你卖给我，我去做!”过了三、四天，外边的桐油价涨了好几倍。这时张写了一张纸条给佘四麻子，要佘交六万斤桐油。桐油被张运走了，张又没付钱给佘。就这一下，便把佘的家当搞空了，张发了大财。

　　但张本卿又是一个仗义之人，肯主持正义。他说：“在我所属的地盘上，我要保境安民。不许土匪作乱，不许邪恶势力发展。谁要作乱，我就砍他的脑壳”。因此他在百姓中的声望很高。而土匪却为之愤然，但谁也不敢胡作非为。县官及地方绅士也都怕他三分。张为了有一定的社会势力作基础，在晃县城里，他将搬运工人、黄包车夫等(都是出苦力、有力气的)组织起来，共五、六百人，组成工会，自任理事长。因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国民党选国大代表时，张被选为晃县、芷江、黔阳三县的立法委员。成了立法委员后，张的正义感又增添了几分。

　　一天，有人来对他反映说：“姚祖章(跟随姚大榜的土匪)回来后，继续当匪，有10多支枪，抢物抢钱又抢人，他的老婆就是刚抢来的”。张听后十分气愤，立即表示要制服他。于是发布命令：“凡是有土枪的，必须把枪拿来打火印，登记后才能在外面使用。否则以非法藏有枪支论处。”并有意识地通知姚祖章，张准备好炉子、铁墩等设备。后姚祖章带队拿枪来打印，就在姚祖章拿枪打火印时，张立即派人将姚砍死在炉子边。

　　张本卿就是这样一个既霸道、又正义的人。因此，龙溪口的商界头目们对张本卿既恨又怕，于是密谋杀死张本卿。1949年元月30日(正月初二)，江西帮头目张绍西、周甲太，邵阳帮的佘四麻子、杨耀华(商会会长)等十余头目共同密约湘西大土匪姚大榜，枪杀张本卿。姚大榜在利益驱使下，派手下枪法最好的吴玉清麻子(贵州高楼坪人)等8人去枪杀张本卿。他们从正月初二一直等到正月二十四。这天龙溪口赶集十分拥挤。中午，张本卿和他父亲带两卫士从新晃城过来，经过浮桥，到了龙溪口。原本是到这边来看他的油号生意。当他走到正街上截的斌星街口(原木器社弄子口处)时，张停下来买香烟，张的父亲、卫士这时已走到前边去了。姚大榜派的枪手见时机已到，立即从长衫下摸出手枪，从张的后脑打去。瞬间，子弹从张的脑门穿出，张扑通倒地。随即大街一片混乱，枪手迅速逃离，无影无踪。

　　二是匪如军阀。龙溪口一带，土匪猖獗。小股土匪三五成群，经常出没于城区附近的门楼坳、沙板溪一带，拦路关羊，杀人越货;大股土匪几十到几百人，沿河拦劫来往客商船只或攻打城区，抢劫商店。1915年贵州朱家场土匪头目石青廷联络大股土匪攻进龙溪口，挨家搜索，翻箱倒柜，将被劫商户洗劫一空。“大生堂”药店属富裕商户，亦经此劫，损失惨重。

　　1922年，春和元商店老板杨启元的孙子杨利川，被波洲匪首唐三王爷绑架五个多月。杨启元家虽交3000银两赎回人质，但杨利川深受折磨，听觉失灵，终身残疾。

　　1930年，彭庆昌商店老板彭厚田被“糯糯胡子”等匪众劫持两个多月，被关在薯窖里。后彭家只得以200银元赎回人质。

　　1934年，吴敦厚堂药店职工郑德芳往贵州万山收帐款，返晃途中被土匪拦劫，人财两空。

　　1942年，胡广泰商店由洪江购进4400多元的货物，运至芷江板粟坪附近时，全部被劫。其余拦路劫货事件不胜枚举。

　　土匪横行乡里，打家劫舍，以至田土荒芜，城乡群众无一宁日。提起土匪，人们均不寒而栗，特别是时近年关，匪患更为猖獗。

　　张本卿被姚大榜派人枪杀，加上“湘西事变”混乱局面的影响，土匪更加有恃无恐。他们进城强抢豪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以至交通梗阻，行旅绝迹，各油号分庄纷纷收束停业。大型批发商号关门闭户，暗中疏散物质出境。以至晃县境内物质奇缺，人们生活困难，市面气氛紧张，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商界对此焦虑万分。在这种情况下，商界中就有人在想：姚大榜出身绿林，名噪匪群，拥有一股地方恶势力，且又参加了以杨永清为首的楚汉帮会组织，彼此勾结甚密。如果有变，后果不堪设想。与其贻患，不如豢养。如豢养起来，既可让姚大榜不生异端，造成祸害，又可达到以匪治匪的目的。政界人物对姚大榜也有类似想法。于是，1949年4月，县长唐振之便主持召开相关会议，县党部、参议会、商会、银行、邮电等部门及地方绅士参会，议定请姚大榜出山，维护地方秩序。姚大榜于是名正言顺地纠集匪众，荷枪列队，在鞭炮声中，耀武扬威进驻城区。不久，杨永清为扩张势力，以芷江警备司令的名义，委任吴炳麟(原国民党军队团长，卸任后回晃任自卫大队队长)为保安第一团团长，驻新晃城;委任姚大榜为保安第二团团长，驻龙溪口。形成了隔河而治的局面。

　　姚大榜，方家屯乡杨家桥村姚家垅人。生于1882年(清光绪164年)，生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死于1950年12月25日，终年68岁，为匪50余年。姚被作为晃县巨匪载入《湖南省志》。姚为匪西至贵州黄平、施秉、镇远、三穗;北至贵州铜仁、江口、思南、印江、沿河、松桃，四川秀山、酉阳，湖南凤凰、麻阳;东至湖南怀化、黔阳、洪江、会同、靖州、通道;南至广西三江、桂林，贵州锦屏、天柱、剑河等四个省33个县市。主要活动在湘黔边界的晃县、玉屏、万山三角地带。他为匪期间，长期占用民房500多间，烧毁民房2000余栋，抢杀猪、牛、羊无法统计，被他杀死的人，有原国民党旅长(张本卿)、红军战士及贫苦百姓数千人。强占民女难计其数，有名有姓大小老婆5人。拥有稻田1200余亩，房屋30余间，金银财宝无法统计。是《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田大榜的原形。他天生叛逆，好斗施暴，贪财好色，又赌又抽，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人称“榜爷”。姚大榜曾经常被龙溪口商号老板请去押送货物，从中获利，1917年还当过保商大队队长。姚大榜生性为匪，白天是保商队，晚上就成了土匪。1918年，在商会会长交替之际，姚大榜把保商大队的武装拖光，又落草为寇，使商团武装组织名存实亡。

　　1949年，大榜此次再度出山，任保安第二团团长，盘踞龙溪口后，其亲信爪牙，哥儿兄弟遍及城内每个角落。他们招摇撞骗，今天借钱，明天赊货，勒索钱财。并胁迫群众参加帮会，勒令大家交钱。被挟入伙者众多。有的商店老板为保全家财，也被迫加入帮会(交钱多的被称“大爷”，交钱少的被称为“兄弟”)。姚大榜匪部的全部给养费由全镇商民共同负担。西帮油号管事张少熙等专为其筹资捐款。姚大榜如此明摊暗索，巧取豪夺，龙溪商民怨声载道，痛恨有加。

　　1950年，解放军进晃剿匪时，把姚大榜追得东逃西窜。12月25日，姚带着残匪窜到兴隆十家坪坡上，打算从蒋家溪横渡舞水河。谁知，深夜激战时，被我解放军和民兵乱枪射击，姚惊慌失措，从船上跳河，淹死在舞水河中。次日清晨，我方在河中小沙洲的芦苇边发现了姚大榜的尸体。

　　三、红色驿站

　　1935年，红军长征时。贺龙、肖克将军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来晃过境。1936年1月2日(农历1935年12月初8)中午，红二师进晃。龙溪口上空突然响起几声枪声，市上顿时人声鼎沸，人群蜂涌。片刻，红军先头部队即出现在大街上。接着后续卫部也从龙滩坪缓缓进入城区，11月3日，红二军团和红六师亦抵龙溪口。部队分驻塘坎上、甘家桥、大湾罗、毛溪、水洞、坳背罗、大洞坪、白岩湾、杨家桥、土地坳、大树湾、石坞溪等地。任弼时、贺龙驻“春和瑞”商号楼，军团司令部也设在这里。红五师到老晃州后，部分分驻兴隆街、塘湾河、长乐坪，部分驻酒店塘、大鱼塘，以一个营西取玉屏。红军军团驻暮山坪、波洲至晃州一线。红军在城内设岗布防，控制了龙溪口营盘坡制高点，并在县城张贴安民告示，刷写标语，进行宣传。不一会，城乡居民奔走相告，人心顿安。龙溪口各商店恢复正常营业。人们兴高采烈，挂起了写有“欢迎劳苦功高的红军”的红旗。

　　红军进城后，除暴安良，扶危济困，劫富济贫。在龙溪口商人唐万盛家设立“没收委员会”，没收豪绅不义之财。大资本家庆元丰油号驻晃分庄总管事率众出逃，红军将其隐藏的白糖、美孚洋油、一桶银元及未卸船的两船黄州布全部没收，分发给贫苦群众。在暮山坪一带，没收了五个地主的稻谷489担，分给贫农，还镇压了国民党政府贪官师爷唐昭卓和洞坡反动头目杨东源，为民除了大患。红军所到之处，倍受百姓欢迎。妇女给红军洗补衣服、做军鞋。男的给红军当向导，还有100多人参加了红军。

　　红军到晃后，尾随之敌为李觉纵队、陶广纵队。1月4日李觉派保安十三团一个营渡舞水，占新店坪便水后，担任警戒，架设浮桥，保障主力渡河。陶广纵队从芷江绕道经米贝、中寨、禾滩，欲包围红军。红军发觉，于4日在春和瑞司令部召开前敌委会议。书记任弼时，委员贺龙、肖克、关向应、王震、李达、夏曦、张子意等参会，研究开辟湘黔新苏区事宜，部署便水战斗。1月5日便水开战，歼数千人。考虑各种因素，于8日拂晓红军撤离晃县，向玉屏的田坪、田冲方向挺进。

　　当时的春和瑞商号已出租给贺定荣作“济荣发”盐店。贺定荣为人正直，事前未曾出走。红军来后，积极主持为红军募捐款项，共捐8000多银元。红军临行，贺龙赠一茶壶给贺定荣。

　　四、宗教聚地

　　龙溪口的商会、行会建立以后，各个商会、行会都有自己奉祀的神主。其中各商会还有自己的会馆，如禹王宫、万寿官、太平宫等。另有灶王官、镇江阁、五通庙、姚氏宗祠等。这些都属中国及本土道教文化系统，崇拜先王、先祖、英雄、师祖等。

　　印度佛教也于唐代以后传入晃州。现龙溪公园旁边半坡曾有佛寺。现迁建为燕来寺。

　　随人口的不断迁移，来晃的人越来越多，基督教信士也迁来晃州，形成了基督教人群。现在老街建有基督教堂。

　　伊斯兰教信士(蔡家等)最初迁到杨家桥村蔡家等处。后陆续进驻龙溪口，在龙溪口也形成了伊斯兰教人群。

　　因此，可说龙溪口是四教汇聚之地。它们相互并存，相得益彰，形成了龙溪口四教并存的局面，构成了龙溪居民不同的精神支柱。

　　龙溪口古城的特色是什么?价值在哪里?

　　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1)龙溪口是湘黔边界的一个古商埠。由于地处中原地区和大西南的结合部，在湘黔边界，所以它是中原文化、楚汉文化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地方，是地域文化融合之地、民族文化融合之地。

　　(2)龙溪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古商埠。当时正值明末清初，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所以这是封建文化向资产阶级文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见证，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活化石，是历史文化融合之地。

　　(3)龙溪口是多种宗教并存的一个古商埠，在这里四种宗教汇聚，和谐共存，是宗教文化融合之地。

　　(4)龙溪口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古商埠。舞水是我国南方水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龙溪口是重要码头和驿站，是“水上丝绸之路明珠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在这里流淌，从这里穿越，并产生融合，是中西文化融合之地。

　　总之，龙溪口是各种文化交汇融合之地，是古夜郎对外开放的窗口之地。

　　一、二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走进龙溪口，看到墙头上伸出了青草，布满了青苔，一种沧桑之感就会油然而生。特别是当我们走进这座古屋(龙溪书院)，就仿佛走进了历史的隧道，我们现在正在这历史的隧道里面慢慢地回想，细心地聆听。

　　回想龙溪口，又使我想起《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龙溪口给我们造就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首先，龙溪口给我们造就和留下了：

　　一座驰名古镇——龙溪古镇

　　一件湖南省历史文物(龙溪口古商号建筑群被列入湖南省历史文物保护单位)

　　一座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新晃县城被列入湖南省第四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

　　其次，龙溪口造就和留下了一种性格：开放、包容、礼让、好客。一种精神：谦虚、开放、自信、自强、包容、合和。

　　这种精神，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新晃精神”。让我们继续发扬这种精神，让今天的龙溪口再放异彩，重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