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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红网新晃站 2016年09月06日

  

红 色 记 忆

 

编者按: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原突围”战役胜利70周年,也是新晃籍开国将军曹玉清诞辰110周年。我们刊发将军为家乡的题词、回家乡的照片和《中原突围中的曹玉清将军》《曹玉清将军回忆录》《坚持敌后抗战的新晃籍开国将军曹玉清》等文章,重温将军为建立新中国的戎马生涯,既是一种缅怀,也是为了今天走向中国或世界舞台的新晃人从中汲取营养。将军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演绎出精彩的华章,不忘初心、矢志不渝,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国梦,正是需要将军那种坚毅、担当、自信的精神,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1985年6月,曹玉清将军为家乡题词  

1985年6月,将军夫妇回到橙寨、凉伞看望乡亲  

1985年6月,将军夫妇回到橙寨、凉伞看望乡亲  

1985年6月,将军接见新晃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主要负责人  

1985年6月,将军夫妇接见新晃史志工作者

  

中原突围中的曹玉清将军

胡爱国

2016年8月

       中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历代王朝更替的舞台。因此,逐鹿中原,问鼎中原,都体现了历代兵家的至高理念,“欲得天下者必先得中原。”

  70年前,正是在中原大地,国共两党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我军中原突围。在突围战役中,叱咤风云的皮旅书写了战争的传奇,经历了生与死的搏斗,血与火的洗礼。新晃籍开国将军曹玉清,在皮旅的突围中直陈谏言,敢于担当,为皮旅的顺利突围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集团悍然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调集30万兵力,将我坚持敌后抗战形成的中原军区部队6万人,压缩包围在平汉铁路东面,以位于鄂豫交界处的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企图一举歼灭。至此,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全面内战揭开了序幕。中共中央鉴于中原军区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早在1946年5月初就指示中原我军主力向西突围,一部兵力向东突围,一部兵力就地坚持斗争。6月23日,当敌人对我大举进攻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指示中原军区“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中原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留下部分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行动,主力于6月底分路突围。

  6月24日,军区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王树声宣布主力于26日开始分两路向西突围,命令第一纵队第一旅伪装主力,向津浦路以东佯动,以迷惑、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再选择方向突围。第一旅是抗战中形成的一支能征善战的雄狮劲旅,旅长皮定均是闻名中外的战将,故称第一旅为皮旅。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接受任务后,回到驻扎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的旅部召集会议,研究制定了掩护主力突围的方案,命令部队向东、东南、东北方向佯装积极行动,抽出一部兵力,黑夜悄悄西移,白天川流不息地向东开进,造成我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时任皮旅三团团长的曹玉清奉令指挥三团部分兵力东西穿梭运动,迷惑敌人,迟滞敌人的进攻。中了计的敌人以为我军主力向东突围,组织兵力拼命从东面阻击。26日下午,敌人发觉我主力已向西突围,便疯狂地向皮旅阵地攻击,企图突破我防守阵地追击主力。皮旅依托天然屏障英勇抵抗,进攻之敌未能前进一步。

  完成了掩护主力西突的任务后,皮旅首长指示各团轻装,部队往东北方向突围。曹玉清,红军时期随徐向前、王树声在大别山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期随李先念开辟中原抗日根据地,对当地的地形民情都很熟悉。他认为直接向东北方向的走法不对头,应先向西转移,造成敌人以为皮旅随主力西进的错觉,将东面强大的敌人引进来之后,我军向南行动,甩开追敌,再向东面麻城方向突围。曹向团政委黎光讲了自己的想法,黎政委是出生在大别山区的老红军,十分赞赏他的意见。于是,曹玉清邀黎政委向皮定均、徐子荣提出了建议,得到皮、徐的赞扬采纳。

  26日傍晚,皮旅冒着大雨先向西,再向东南,绕了一个大圈,来到北雀园西南15里地的刘家冲一带的小山沟里隐蔽。28日凌晨,曹玉清率三团一营以迅猛动作向九龙山出击,歼敌一个连,打开向南突破口。全旅急行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当晚在经扶县(今新县)东南的田铺集隐蔽。29日凌晨,乘敌后方空虚,往东直插到潢(川)麻(城)公路,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挺进大别山。30日,进至河南省商城县的瓦西坪时,阻敌已占领有利地形,轻重火力铺天盖地袭来,皮旅就地反击,以部分兵力掩护,大部兵力向大别山主峰之一的大牛山挺进。7月1日越过鄂皖两省咽喉大牛山。为了摆脱敌人,皮旅沿着省际、县际交界处穿插,于3日到达大别山中心地带——原属鄂豫皖苏区的安徽省金寨县吴家店休整。

  7日继续东进,到达安徽省霍山县境时,三团担任前卫,曹玉清率前卫连走在最前面。路过一片西瓜地时,战士们看见曹玉清像“卫士”一样看守着西瓜地。正值酷暑盛夏,日夜行军,口干舌燥,曹玉清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接连向下掉。警卫员对战士说:“我去摘几个瓜,把钱放在瓜棚里行吧?”曹玉清听到立即制止:“那怎么行,老乡不在,你给他多少钱?我们吃瓜,部队怎么办?我们前卫部队吃了,后面部队来了又怎么办?”见团长如此模范的带头执行纪律,警卫员和战士们深受教育,谁也不再提买西瓜的事了。等三团后卫营教导员上来时,曹玉清向他交代说:“看西瓜的任务,就交给你……”立即带领部队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路。

  10日进抵安徽省霍山县内的青峰岭下,一、二团与守敌发生激战。当天傍晚,突破青峰岭,到达大别山东面的淠河西岸磨子潭。此时,情报获悉,敌人正赶往磨子潭,企图截击我军。皮旅决定抢渡磨子潭。曹玉清奉令率三团于天黑前渡河到东岸担任警戒,搭设浮桥,掩护部队渡河。曹玉清派出一营,仅用5只小船过河后,迅速占领对岸制高点严密警戒。随后,三团全部过了河。12日中午,正当皮旅渡河之机,敌人已抢先占领了磨子潭正面大山,以密集火力扫射,阻止我军渡河。正在阵地察看地形的曹玉清立即率部与敌展开激战,掩护旅直、一团、二团强渡。抢渡磨子潭后,13日,三团担任皮旅前卫,向霍山县东南毛坦厂挺进,当晚全旅分三路东进,越过合(肥)六(安)公路,到达吴山庙。其后,马不停蹄地越过淮南铁路,直奔津浦铁路。

  津浦铁路,是皮旅突围的最后一关,过了铁路就是苏皖解放区。三团担任皮旅右翼前卫,负责掩护旅直和一团通过铁路。铁路沿线有敌军把守,碉堡林立。曹玉清令二营为前卫,要求他们迅速、隐蔽地越过铁路后,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完成掩护任务。20日拂晓前,部队赶到铁路边。二营六连越过铁路后,迅速抢占了东熊、小董庄之间的小山坡,严密监视由南面滁县方向来敌;四连穿过敌碉堡群,抢占了铁路东面的无名高地,集中全部火力对准铁路边敌碉堡群;五连占领铁路东面左侧的有利地形,防范北面来敌。与此同时,曹玉清命令:一营派出警戒部队,控制铁路南段山丘,向三界方向警戒;三营派出部分兵力部署在铁路东面老三界附近高地,防止敌人迂回包围。当旅直和一团通过铁路时,天已大亮,碉堡里的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向我射击。曹玉清命令全团的火力齐向敌人还击,封锁压制住了敌人,保障部队通过了铁路。

  皮旅冲过津浦铁路后,在嘉山、明光车站以东与截击敌人发生激战。这一仗是突围路上最激烈,也是最后一仗。一团过铁路时,三团和二团在铁路两侧掩护,当敌装甲火车开来时,曹率三团以各种火器向敌装甲车开火,二团也同时动作。此刻,敌从明光、滁县等地出动,分5路从两翼运动,对我构成钳形攻势。曹率三团截住滁县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946年7月29日中午,副旅长方升普对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说:“三团的勇士们,冒着敌装甲火车上炽烈的机枪火力,挺身站在紧贴铁路东侧的崖顶上,把一批批集束手榴弹,投到敌人的装甲火车上,我掩护部队再次以猛烈的火力向敌装甲车射击。敌装甲火车上下左右一片火海,敌人见势不妙,一声哀嚎,夹起尾巴向明光东边逃去。”三团完成任务后,实施交替掩护,逐步撤出阵地。下午,全旅进入江苏省盱眙县仇集镇、梅花岗苏皖解放区,与我淮南军区嘉山支队胜利会师。26日,曹玉清率三团转到洪泽县高良涧,一、二团转至清江市顺河集镇休整。至此,皮旅突围取得完全胜利。

  皮旅从6月26日突围,7月20日进入苏皖解放区,转战豫、皖、苏三省,历经24昼夜,行程1500余里,发生大小战斗23次,共歼灭1000余人,沿途粉碎大于自己20余倍敌人的围追堵截,调动分散了敌人围攻中原军区的兵力,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突围西进的任务。尤其是皮旅成建制的突围胜利,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集团,鼓舞了在全国各战场英勇奋战的广大军民,创造了我军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谨向皮定均将军所部致敬》短评,赞誉“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无疑定将给面临严重斗争的苏皖解放区军民以莫大鼓舞。因为这支部队的胜利到达不仅增强我们的自卫力量,而其丰富的战斗经验,更使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皮旅在中原突围中铸成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冲锋陷阵的拼命精神,为全国解放战场军民竖起了光辉榜样,一直受到最高统帅的高度褒扬。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毛主席念及皮定均中原突围的战功,指示“皮有功,少晋中。”1969年党的九大期间,毛主席对皮定均说:“如果怕苦怕死,革命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就要有像你们中原突围那样冲锋陷阵的拼命精神。”今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更需要继承弘扬中原突围那样冲锋陷阵的拼命精神。

  曹玉清将军,这个淳朴的侗家汉子,在皮旅突围中表现出的敢于直言、勇于担当的精神,与同是侗家汉子的老乡粟裕大将在淮海战役前向党中央、毛主席“斗胆直陈”一脉相承。他们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侗族人民家国情怀的优秀传统,在他们身上得以升华和精彩的展现。曹玉清在中原突围中的特殊作用和身先士卒的拼命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1985年10月,原工程兵第二政委、当年与他一起直陈意见的团政委黎光首长对新晃史志工作者说:“曹司令是有很多战功的,中原突围中皮旅的胜利突围,他是起了特殊作用的,他提的意见我是赞成的,也是我和他一起去找旅长、政委说的。”1991年5月初,将军辞世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工作人员将新晃代表介绍给前来吊唁的黎政委时,他紧紧握着代表的手,饱含泪水的眼睛注视着代表,动情地说:“曹司令是有战功的!中原突围时他是有特殊贡献的!我和他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也是几十年心心相映的朋友,我十分怀念他。看了他的生平简介我才知道他是侗族人,你们家乡要好好宣传他,要为他感到骄傲自豪。”

  曹玉清将军夫人许清老阿姨,是参加过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老红军,1943年与将军结为伉俪后一直在团司令部任政治指导员工作。皮旅中原突围时,女同志与作战部队分开走,她组织随部队转移的家属搞后勤服务,同时还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曹海涛。当时是雨季,道路泥泞,为了照顾女同志有时就让她们骑马。一天,许清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抓着缰绳行军,突然,追击的敌人一枪打在马的耳朵上,马一受惊就狂奔乱跑。好在经过长征历练的许清,骑马的技术娴熟,她一手紧握缰绳,一手紧抱孩子,一口气跑了好几里地,才脱离危险。她发扬长征精神,一路上照顾战友,救护伤员,尽量减轻部队的负担。三团参谋长的妻子突围前夕即将分娩,曹玉清派许清一路照顾她艰难地行军。部队突围到达青峰岭时,发生激烈的战斗,而参谋长的妻子骑在马上,羊水都流了出来,曹玉清报告皮旅长:“参谋长的爱人要生孩子了。”皮嘱咐曹:要保证母子平安。情况紧急,曹立即命令部队掩护,许清马上扶着参谋长妻子走进路边一间破烂不堪的茅草棚。参谋长也及时赶到,他鼓励妻子“要勇敢些,渡过这一关!”由于战事紧,参谋长留下警卫员帮助她们,就匆匆赶去指挥部队。一阵剧烈的疼痛后,孩子降生了。许清做了简单的处理后,抱起孩子就走,她们马上脱离了险境。行军路上,参谋长的妻子背着孩子在前面,许清背着孩子在她后面,互相照顾,尽显姊妹情、同志情、战友爱。

  70年过去了,中原突围的硝烟战火早已散去,在战争舞台上演绎精彩人生的勇士们在世的已寥寥无几,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不再有战火的历练,只有重温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使思想得以升华,精神得以振奋,继承弘扬先辈们最美好、最珍贵、最崇高的精神品质,奏响时代最强的乐声,抒写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精彩华章。

   

1976年6月,福州军区司令员、原皮旅旅长皮定均(左)到山西太原看望曹玉清(右)许清夫妇  

1985年10月,工程兵第二政委、原皮旅三团政委黎光首长(右)接见新晃史志工作者

  

 

曹玉清将军回忆录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七月初七日(1906年8月26日),我出生在晃县凉伞乡许家湾一个贫农家庭。祖籍在晃县大湾罗乡楠木山曹家湾。我的学名叫曹光铭,家名叫金生、来生,曹玉清这个名字是在当兵后才改的。

  晃县,地处湘黔两省交界之地,是个大山区,山高路险,树木遮天。在那里和邻县居住的,绝大多数是侗族、苗族人民。千百年来,他们在反动统治和阶级压迫下,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大部分人是以农为业,靠给地主卖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也有的靠做点小手艺、小买卖生活。

  我的父亲,叫曹永光。在老家,以做小生意为业,跑生意到凉伞才落户成家,仍然靠卖敲敲糖、油炸粑、自己打草鞋卖等小本生意维持生活。在楠木山老家,还有一点田和房子,父亲每年要回老家卖一点,或当一点。我八九岁时,也曾去过楠木山挂清扫墓。我的母亲,只知道姓向,她娘家好象是扶罗乡向家的,是她前夫去世后改嫁给我父亲的,她前夫家姓李。我的同母异父姐姐叫李长英,母亲到了我家后姐姐才12岁,就到台洞蚂蚁坡一个杨姓家当了童养媳。我还有个同母异父哥哥叫李远成,他在家是卖长工、打短工。有一天,正在割谷子,来了个人喊他在田坎上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也没有和家里打个招呼,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家里也不知他的音讯,几十年来不知他是死是活。

  小时候,我也上过几年学,上到八九岁,读过“人之初”、“赵钱孙李”、“学而时习之”等发蒙书籍,晓得有孔子、孟子。由于家里被土匪抢过两次后,家境越发贫寒,父亲又欠了凉伞大户人家许银生家的账,我也就读不成书,只好去给人放牛来替父亲还债。从10岁到14岁,我在家除了砍柴种地外,给地主放牛3年还账。账还完后,我家就搬到凉伞属于贵州管辖的汪家桥去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我给别人做长工。可能是八月十五的时候,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母亲吃了就中毒,上吐下泻,又无钱去医治,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几年后父亲也去世了,父亲死的那年有73岁。父母去世后,我就投靠到凳寨乡台洞村蚂蚁坡姐姐、姐夫家。我姐夫不错,是个好人,对我也很好。我在那里给一个姓李的家里扛活,做了一年多,又给一个姓杨的做活,也做了一年多。那时我也有十六七岁了。

  1924年5月,贵州王天培的军队来招兵,谁招得多,谁的官就当得大。招三十几个人,就委任你排长当,七八十个人就当连长。我扛活的那里有个叫杨坤山的,他在贵州军队当排长。他回家招本地青年去当兵,邀了我们三十多个人,大家一合计商量,都愿意跑外面。当时凉伞乡的贵州街属贵州青溪县管辖,我们一起去的共有129人,就在凉伞乡的凉伞街参加了王天培部,杨坤山也当了排长。后来他们大都逃跑回家了。有个叫杨秀坤的,比我大一两岁,在去的路上他就跑回来了,我因家庭生活贫困,父母又去世而未逃跑。我们从贵州省天柱县往西南方向走,到锦屏翻过一座大山,来到清水江边,到贵州省青溪县黔军王天培的司令部,在那里发了衣服就整顿。我们在湘黔边界的几个县份驻防了一年多。

  1926年春部队集中在洪江,准备北伐。我们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是军长。我在二十八师二团一营二连当上等兵。师长是王天培的兄弟王天锡,团长姓裴,营长姓向,都是贵州人,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是贵州、湖南去的少数民族子弟。当时我年纪小,没有出过远门,在洪江第一次看到电灯,觉得很稀奇,玻璃泡子怎么亮了,不知道是啥玩意儿。我们在洪江誓师北伐,坐船从洪江出发经黔阳、沅陵、桃源到常德起岸,到了平川地带,又过澧州到宜昌打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打开宜昌后才过年,部队整顿了不到两个月,就坐轮船到湖北黄冈起岸,走浠水、英山、霍山、六安、合肥,打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打下安庆后休整了一个多月,又奉令坐船到南京,没有过江,驻在浦口个把月。发了衣服,部队全副武装乘火车一直到徐州前线。到火线后一直打到山东的临城、泰安。

  1927年初,张作霖、张宗昌在济南那边举行反攻,我们就退守到著名的古战场——徐州西面的九里山。仗打得很厉害,蒋介石也亲自上蚌埠前线督阵,结果还是垮下来了,我们部队慢慢退到合肥,到芜湖一带时,是六七月份快割谷子的时候。那时有个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听说武汉汪精卫、唐生智的部队要和南京蒋介石的部队打大仗,张作霖的部队也准备过江打南京。迫于形势,蒋介石准备下野,是假下野,下野之前把我们军长王天培扣押去杀了。部队由王天锡带领在江苏宁国府反蒋,准备到江西景德镇去,途中来命令,部队不能走,回头去安徽芜湖。那里是江边的水网地带,北面是平原。原来他们有阴谋,在那里设了埋伏,我们二团到了后,全部被包围缴了械。我们一些当营长、团长的贵州人很不服气,要求和他们打,师长不同意,这样部队散了。有的被其他部队收编,我们二团被送回南京浦口,整理发枪后又开往徐州。我这个连大多数是贵州黎平、古州(榕江)人,我们这些南方人,都不想到北方去,上车时就跑了七八十个人。大概走了近一个月时间,我们投奔到江西朱培德部队的第三军,那是云南出来的部队,军长是王均。那时招兵都难招到,而我们自己来了,又都是南方人,不是很好吗。就把我们全部收留下来,编入第三军的特务营又叫警卫营四连,守军部和城区。连长姓梁,也是贵州人。这是1927年冬天的事。

  1928年3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的江西南昌暴动部队开出去后,我们开进去了,在南昌进行整顿。第三军改为整编第七师,我们就编在工兵营三连二排。二排有四、五、六个3个班,我在五班任下士副班长。当时有些部队由南昌到赣州“剿共”,经常有伤员回来,我们就问共产党是什么人,他们说:“南昌出去的都成了共产党。红军官兵平等。如果被他们俘虏去,发给你钱,交一支枪还多发三十元。”当时到处都出现农民暴动,军队起义的事情。我们守城部队,也天天抓一些无辜的青年学生枪杀。我当时很怀疑,怎么有这样多的共产党,都是青年学生。于是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也产生了许多疑问,几个同乡常凑在一起,谈论政局,思念家乡,发泄心中的气愤。感到为了混饭吃,而加入这样的军队算是倒了霉,这仗还有什么打头。我们四班上士班长龙昌汉,相当于副排长,是贵州黎平人,思想更激进些,而且为人直爽热情,好打抱不平,时常在当官的面前成全大家,大伙们都喜欢他,遇事也请他拿主意。他看到眼前这种情况,就对我们说:“蒋介石到处杀人,这是我们几个人阻挡不住的。但是,我们不能丧失穷人的良心,不要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他还说:“别的部队能起义闹革命,难道我们就被绑死在蒋介石的腿上?我们也要学他们的样子,想法子离开这里。但不能蛮干,要看准时机。”我们排的45名士兵,都是穷苦人出身,而且大部分是贵州、湖南一带的同乡,是在流亡中加入这个部队的,相处得很好。不少人经历过北伐革命,受过革命思想熏陶,有些同情或倾向革命。听了龙昌汉的讲话,大家都表示赞成。

  1928年底,李宗仁、白崇禧到湖北来,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又闹开了,又反蒋。上面来命令,叫我们打湖南。这下我们高兴得很,因为离家近了。我们工兵打前卫,修路搭桥,走高安、修水、万载到与湖南浏阳交界的地方。我这个排45个人是开路先锋,边走边看,路不好就修一修,有水就搭浮桥。我们走到万载县约是1929年二月份的时候,住了个多月。后来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退到广东、广西与湖南交界的地方,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混战的仗就不打了。当时万载县城没有大部队,只有县大队,周围有红军,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闹“土匪”。因当地闹红军,县长请求我们师长留下再住两个多月,叫我们不要走,守万载县城,但师长没有答应。在那里我们一面就地休整,一面同万载县大队维持“治安”。其实,万载县是红军的游击区,红五军黄公略同志领导的二纵队常在那一带活动。排长害怕士兵受到红军的影响,就整天把大家围在城里,不准出去。这样,我们每天所见所闻的是红五军主力离开万载奔向井冈山后,外逃返回的地主豪绅,利用地痞流氓重新组织起来的县大队在城里横行霸道。这帮地痞流氓,整天洗刷着红军留下的标语,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押送“犯人”的囚车,在大街小巷疯狂地横冲直闯。看到这些,大家都很气愤。所以,我们有时虽然也奉命去搜捕共产党人,镇压革命群众的反抗,但只是应付差事而已。为了这些事情,大伙没少挨排长的打骂。这个排长,是部队离开南昌时,从外单位调来的江苏人,块头大,官小架子大,走起路来摇头摆尾,说起话来叽里呱啦。驻守万载城后,他住在县衙门内,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整天和县官老爷打牌打麻将,逛妓院,不管事。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像鸭子叫,大家背地里管叫他是“呱呱排长”。那时士兵中流传着“富连长、穷排长,不穷不富事务长”的顺口溜。但是,这个“呱呱排长”经常扣发军饷,独占县政府送来的大洋,却发了大财。

  蒋介石、白崇禧讲和后,又调我们部队回南昌。听说要回南昌,大家不安起来,有的说:“再去南昌,就离家更远了,常年在外打仗卖命,家里的老小怎么办?”有的干脆把枪一摔,蹲在地上抱头发愁。在国民党部队,我们光受压迫、受欺负。去南昌,一定又是大规模进剿红军,所以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去。于是就策划暴动,准备清明节动手。万载县城周围没有什么部队,就是城内有地方武装。1929年农历二月二十六(4月5日),是清明节。万载城里死气沉沉,一片凄凉,往年成群结队扫墓的人群不见了,见到的只是倒塌的房屋,偶然匆匆行走衣衫褴褛的老百姓。这天,国民党县政府送来了烟、酒、肉等一些好东西给我们过节,并邀请“呱呱排长”上县府大吃大喝。他去之前,把我们集合起来,指着县城的西门呱呱叫道:“城外就有红军,他们杀人放火,今天要严加搜查,不能放进一个共产党。”随后指定龙昌汉为他的代理人,又说:“上边从南昌来电,要我们尽快返回南昌整训,离开之前要守好万载城。”排长走后,上士班长龙昌汉看了看大家,叫过五班长田汉青(不知是黎平,还是贵州哪里人),还有六班长孙玉清等所有的正、副班长开会,商议了一阵子,确定了起义方案。龙昌汉说:“大家不要着急,去不去南昌都得为蒋介石卖命,还不如就地起义。现在就检查武器弹药,做好起义准备。”一听说起义,大家既惊喜,又紧张,擦枪的擦枪,打背包的打背包,迅速而又悄悄地准备着。

  下午3点多钟,我们就把饭吃了,肉也吃了,酒也喝了,烟也拿了,部队集合起来,龙昌汉站在队伍前,挥动着手臂,满怀激情地庄严宣布:“我们不再为蒋介石卖命了!现在就起义!”按照预定方案,我们以出操为名,迅速来到县大队门口的操场上。县大队是有几百人的民团,有几百条枪,我们决定先干掉他们。我们去时,他们正在“打牙祭”,猜拳行令,吃喝玩乐,热闹得很。我们的枪都是苏联造的好枪,于是我们一排散开,龙昌汉一声令下,一排枪打出去,把他们都打懵了。接着愤怒的人群冲进了县大队的大院,他们来不及抵抗就缴了械。他们的枪被打烂,机枪的机柄也丢了。消灭了县大队后,我们马上攻打县政府。冲进县衙门时,“呱呱排长”向我们迎面扑来,企图阻挡大家前进,冲在前面的士兵用枪托在他的脑袋上狠敲了一下,当场让他上了西天。县长和豪绅们闻风逃散,怕他们打电报、电话出去走漏消息,我们把邮电局砸得乱七八糟。接着又奔向监狱,砸烂了牢房,把人都放了,有好几百人,据说都是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战斗结束了,夜幕拉了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办?大部分主张投奔红军,少数人想另立杆子。正在众说纷纭,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位从监狱出来的“犯人”来到我们中间,他说:“这里不能久留,要赶快离开。我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可以为你们当向导。”情况紧急,不容多想,约是晚上8点多钟,收拾了一些钱物后,我们让“犯人”引路,连夜出了西门,撤离了万载城,朝湖南方向走去。

  从此,我脱离了旧军队,走向了新的人生道路。

  

  1929年清明节,我们在江西省万载县举行暴动的当晚,连夜出了县城西门,撤离了万载城,朝湖南方向走。在微弱的星光下,大家沿着崎岖的山路,拖着疲倦的身躯,默默地前进。天将亮时,快走到大桥镇,就往另一条路上走,因为大桥镇是敌人的据点,驻有部队,前面有民团。走了一段就迷了路,只知道要往湖南走,但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大桥镇一带,原来是红军的游击区的边界,红军也来,敌人也来,我们在那一带不敢走大路,只是在晚上赶山路走。这时,那个监狱里放出来的向导说他晓得路,我们就跟他岔到了朱木桥。在他的带领下,进入一片小林子里休息。我们刚坐下来不久,他又找来个农民打扮的人走了过来。来人问我们:“你们到哪里去?想干啥去?”由于我们没有目的地,就说是:“发点财,好回家。”还问他:“附近有什么部队?要打我们的话,好做准备打他们。”并说了我们想要去打浏阳。听说打浏阳,他说:“你们几十个人想打浏阳?是打不开的,那里有几千人,不能去。”我们提出来,这几十个人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这里有穷人的军队,是爱护穷人,为穷人谋利益的。如果你们要去找他们,我就先去联系。”听他的话意,我们怀疑他就是所讲的红军。后来才知道,这个农民打份的人就是红军。

  等到下午,红军派了代表来找我们正式接头,谈了条件。他说:“红军通过地方党组织,对你们的行动已有察觉。你们不愿为蒋介石卖命,起义出来,就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求解放,就要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但是我们也不勉强,你们想到这里干,就留下来。不想干的回家的给60块大洋,把枪留下的,每人再给30块大洋。”那时候,我们虽然不懂得很多的革命道理,可是,红军替穷人打天下,为穷人求解放,我们早就知道。龙昌汉说:“回家没有活路,自己干,也长不了。要活命,只有跟共产党走。”大家觉得此话有理,商量好后,表示愿意到这里干,我们都是穷人嘛。

  在代表的带领下,到朱木桥过去的一个地方进山,走到万载与平江交界处。这里原来是彭德怀同志带领红军活动的地方,现在大部队都跟彭德怀同志上了井冈山,平江的黄金洞、浏阳这边被国民党烧光了,剩下来的部队都在山上,摸不清我们究竟是真来投奔红军,还是打红军,所以也不敢下山来接收我们,每天派人观察我们,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我们也只得慢慢接近。1929年3月14日左右,到了平江的黄金洞,这里是黄公略同志率领的红五军二纵队的根据地。虽然敌人的围剿战火刚刚熄灭,硝烟未散,老百姓、军队都住在现搭的草棚里,但是,一路上群众对我们很欢迎,送烟、送酒、送肉。山脚下,草坪上满是欢迎的人群,一片欢歌笑语,我们如同来到了一个新世界,高兴得很。到平江黄金洞后,在一个被大火烧得只剩下三间房子的小庙里,我们与地方武装合编到红五军二纵队,约有二三百人,纵队司令员是黄公略同志。有天开欢迎大会,黄公略同志给我们讲话,他说:“欢迎你们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现在这里很艰苦,眼前有许多困难,房子也烧光了。但是,我们要努力奋斗,不仅要把根据地保卫好、建设好,将来还要解放全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凝视着这位人民英雄,聆听着他的教导,我心情异常激动,庆幸自己做对了,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红五军是平江暴动起义的,彭德怀同志任军长。后来分成五军、八军,红五军军长是彭德怀,红八军军长是李灿,红八军也归彭德怀同志指挥。二纵队,是彭德怀同志带了两个纵队上井冈上和毛泽东同志会合后,留在平江、浏阳、万载坚持根据地的一个纵队,约有一百五、六十人。黄公略同志调任16军军长后,李实行同志来当二纵队的司令。当时,为了照顾我们,每人发了30块白洋,还有慰劳的东西。红军、老百姓把房子都让给我们住,我们真正感到参加人民军队的光荣和革命同志的热情,决心把烧、杀、抢老百姓的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光。在整编大会上黄公略同志说:“我们今天增加了新的力量,队伍扩大啦!现在扩编为9个中队,将来要编几十个中队,甚至几个军、几十个军。现在我们在高山上,房子被敌人烧了没有地方住,将来我们要到平原城市去,有的是大房子,全国都是我们人民的,我们都要去。……”听了黄司令的号召,大家一致决心:“坚决执行命令,听候整编!”黄公略同志已经为人民牺牲了,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人民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今天,回味他的讲话,是多么有力量,有信心啊!整编时,我们一同来的45个人分散了,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把大家分别编进各大队。我与同来的龙昌汉等二十几个人,分在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是我们的上士班长龙昌汉,他这个人调皮,打仗却厉害得很。那时我年轻,也调皮,打仗也厉害,我当了分队长,分队相当于一个班。原在万载城里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余化明同志,随后也赶到这里任三大队的党代表。这样我正式参加了红军,时间是1929年3月底或4月初。

  我在旧军队从一等兵当到下士班长,其他都未干过。思想上那时只想搞点钱,升官发财。每次发饷后都是赌博,赢了钱就大吃大喝,花完了就向别人借。我们从万载城跑出来时,是想多搞些钱,把枪丢掉,分散回家。当时得的钱不少,每人都有两百元现洋以上,还有金镏子。参加红军时,对我们很好,老百姓和军队都来欢迎我们,慰劳很多东西。每人发了30元现洋,另又发了一个月的饷。这对我的触动很大,这才是我要找的队伍,打算不回家,决心跟着红军奋斗到底。

  整编后,我们力量扩大了。黄公略同志为了考验我们,他说:“我们增加了力量,就去打白沙反动据点。”我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黄公略同志亲自指挥九中队进攻白沙镇,到平江的东乡去打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当地话叫打“白沙”。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打下对苏区人民摧残最厉害的反动窝子白沙镇。这一仗没有全部歼灭敌人,把他打跑了,只捉了几个人,烧了敌人的据点。我们新过来的伤亡4人。但是,这一仗表示了我们是真来参加红军的,不是假的,得到了信任。同时震动了敌人的大本营。当时,敌人集中几个团,大举向苏区进攻,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把部队分散数十路到外围去活动,扦到敌后去活动。我们三大队到万载一带去,白天成了黑夜,天黑了我们就行动,两个多月的周旋,敌人束手无策,只好收兵回营。在这次艰苦的反“清剿”斗争胜利后,我们各路红军又集合在铜鼓、万载交界的黄茅镇附近。开始我们还有旧军队的习气,还是赌博,态度不好,通过党组织的耐心教育,我们克服了坏毛病。6月份,我们进攻敌人吹嘘为攻打不破的“铁柜子” 的反动据点黄茅镇,被我们和地方赤卫队用土炮在一天的战斗里就拿下来了,将敌人全部消灭。在这次战斗中,我的背上负了伤,离队休养。那时候,部队没有医院,就把伤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疗养。敌人经常来清乡,轻伤员和老百姓一起跑,对重伤员,老百姓准备好干粮,抬到山上藏起来。我们红军诞生以来就和人民紧紧结合在一起,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50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文章《回忆我刚参加红军的时候》,就是讲我当年参加红军的事情,追思我尊敬的老首长黄公略同志。

  伤愈回队后,我调到二大队四中队当中队长。8月以前,反动派对苏区不断清剿,敌人集中力量来围剿我们。彭军长由井冈山回到万载地区活动几天,又回井冈山去了,我们就回到了江西的铜鼓、万载、莲花一带活动。那时候生活很艰苦,没有饭吃,就吃竹笋、吃红薯干。有时抓住土豪、老财不杀,要他们的家属拿钱来就放人,筹集一点军饷。10月份,我光荣地加入共产党,介绍人是二纵队三大队的党代表余化明同志。浏阳暴动时,他就是农会主席。这个人现在还在常德医院住院,92岁了。1985年我来晃县时,去看了他。听说我来了,很激动。他说:“曹玉清这个人还在呀?”我们几十年没见面,他还记得我。我们二纵队三大队,还健在的只有3个人了。除了余化明同志和我外,还有个原军委工程兵副政委李基同志,是平江人。

  党的“八七”会议后,鄂东南搞起了党的武装,共产党员蔡申熙等同志即到这一地区活动。1929年秋,红五军李灿同志率领的第五纵队活跃在鄂东南的阳新、大冶一带,还在阳新城南的龙港建立了红军医院,武装斗争火红地开展起来。1930年农历四月,彭德怀同志带领部队从井冈山回湖南来了,部队集中准备打平江城。五纵队执行军部的命令,也被调入湖南,与红五军一、二、三、四纵队集结于平江县东部的长寿街,有1000多人。当时平江城驻的是何健的一个团,还有地方武装。在彭德怀军长的指挥下,我们一鼓作气夺取了平江城,全部歼灭了这个团,并缴了他们18挺重机枪。战斗中我腰部负了伤,但是为了保卫苏区,我没有住院,跟着部队继续打修水。

  修水那里驻的是国民党江西部队的一个主力营,加上地方民团几百人,共有千多人。打修水县城时,我伤未好就带部队参加攻城。修水城,城墙高,难打。下午我们开始攻城,打到半夜后才打开,敌人全部被消灭。接着攻克武宁,消灭了大量敌人。攻克武宁后,就是打通了湘鄂赣边区与鄂东南苏区的联系。白军罗霖师和川军郭汝栋部,在五纵队离开阳新时乘虚而入,占领了阳新城。1930年农历五月下旬,红五军除留第一纵队在平江开展工作外,其余4个纵队在彭军长的带领下开赴湖北省,挺近阳新城下,回击罗、郭白军的进犯。

  阳新城,南靠富水河,北有山岭屏障。这里驻守着罗霖师一个团。一天拂晓,我军攻击阳新城的战斗打响了。我二纵队迂回到城东北后,大队长王炳良同志、大队政委余化明同志,让我们四中队抢夺一个高出城墙的高地,拿下这个阵地,就可直逼阳新城。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白军的外围部队,在我军的打击下,乘坐汽船通过富水河缩回阳新城内。这样,城里的敌人兵力增加至少有两个团,而且又不断地增援到我们中队攻击的这个高地上,给攻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黄昏时候,驻守大冶的川军郭汝栋部的5个团,为援救罗霖部,又从我们背后压来。如果这时我们还继续攻城,势必腹背受敌,其结果不但攻城不克,还要遭受大量伤亡。关键时刻,彭军长当机立断,命令红五军主力撤围打援。此时,我四中队正在向敌人阵地发起冲击,眼看就要攻上敌人阵地,突然我的左腿一阵酸麻,身子跌倒,向坡下滚去,后来被树桩挡住,忍痛坐起来,当看到血从裤脚流出来,才意识到自己中弹挂彩。就在我咬着牙,沿坡向上爬,决心和大家一起拿下敌人阵地时,大队长派人来通知我,说是军长下达了撤退命令,叫我们停止进攻。既然是军长的命令,我们就执行。我顺手捡起一根干树枝,支撑着站立起来,招呼跑过来搀扶我的战士,快传达命令,撤出战斗。这一仗没打好,我军伤亡人数很多。天黑了下来,红五军主力集结在一起,彭军长简要的进行了打援战斗动员令后,部队连夜向阳新、大冶边境转移。阴沉的天空,崎岖的山路。部队走得很快,我一跛一拐走着,实在赶不上队,无奈打开缴来的电筒寻路赶队,不料彭军长从后面赶上来,批评我不该暴露电光。这样,我终于被送进了在阳新龙港的红军医院。龙港的群众基础很好,不少老乡看到医院拥挤,就主动把伤病员抬回自己家里医治。几天后,我在龙港医院遇见了二纵队二大队六中队的佘金山同志,他也是在阳新战斗中负伤后被送来的,我们常在一起倾吐离队的苦衷。听说红五军离开阳新后,在大冶、阳新边境打了胜仗,击溃了郭汝栋部5个团,这就更增长了我们归队的情绪。龙港医院收留着上千名红军伤病员,绝大多数都是红五军各纵队的,有的上过井冈山,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教诲,大家革命热情很高,不等伤痊愈,就要求出院找部队。后来还是经过医院负责同志的反复说服,伤病员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1930年上半年,红五军在大冶、阳新边境击溃了郭汝栋部的5个团,接着又连打下了黄寺岗、通城、长沙,离我们越来越远。又因阴雨绵绵,山洪暴发,道路艰险,路上又没有部队护送伤愈的同志,我们无法归回原部队,心情都十分焦急。不久,传来了消息,根据湘鄂赣边区党的指示,在龙港组织新的红军队伍,要伤员参加,就地坚持斗争,保卫根据地。有的同志开始不愿留下来,要去找老部队,可是通过教育后,还是愉快的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7月的一天,医院和地方苏维埃民主政府的同志送来了许多枪支,听说这是红五军原来缴获敌人的战利品,现在拿来发给伤愈的同志和轻伤员。我们领到枪支,都高兴得很。以医院休养员为主,很快就在龙港发展了一支七、八百人的红军纵队。出院的伤病员组织编成四大队,我任中队长。

  为了摆脱罗霖部的围剿,于8月间,我们这支红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广济县境,与红军的地方武装会合。江北的黄梅、广济、浠水是红军的游击区,这里的红军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原属湘鄂赣边区党组织的领导,因有长江相隔,他们的活动又带有独立性。我们会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蔡申熙同志任军长,陈奇同志任政委。当时红十五军只有两个团的编制,有一团和三团,共3000多人。我在三团三营八连,担任连长职务。北京军区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陈金钰同志,当时在江北红军地方武装里工作,他在合编时也参加了红十五军,任三团三营七连班长。

  当年,彭德怀同志对红三军团东渡赣江后,怎样在湘、赣两江之间发展红军,开展斗争,曾进行过设想。这件事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一段记述。他说:“湘鄂赣边区可扩大十六军,鄂东南已有五个小团,准备成立九军(一九三O年冬成立,约近3000人,一九三一年春,他们过长江以北,编归第四方面军,军长陈奇以下的绝大多数干部,被张国焘当作“改组派”杀了);湘赣边区已有独立师,可再加扩大。”其中说的准备成立九军,陈奇同志任军长,实际成立的是红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红十五军成立后,活动在黄梅、广济、浠水一带,出没于高山密林之中,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一些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一度解放了广济县城。我们还常在江边,打敌人的船队和码头。

  1930年9月,反动派夏斗寅部队一面封锁长江,一面进剿红十五军,在强敌面前,我军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一天,红十五军袭击黄梅县城,想筹备些粮款,可是由于县委出了叛徒,向敌人告密,透露了我军的行动计划,使敌人事先有所准备。再加之黄梅城高地险,易守难攻,尽管红军战士英勇冲击,结果仍然不能奏效。这次战斗中,我又负了伤。红十五军面临敌人的残酷围剿,又无法与江南红军取得联系,弹药、粮食等物质补给困难,孤军作战,处境十分危险。夏斗寅带兵来围剿我们,他的兵多,装备好,和他们打了两仗后,红军过不了江南,就往北撤。军首长为了保存这支红军队伍,带领大家向鄂豫皖根据地转移。

  9月底,红十五军边战边撤,移至鄂皖边境的英山境内,恶劣的气候,残酷的战斗,艰难的历程,使部队减员较多,情绪低沉。11月的一天,部队集合在英山地区的一个小山沟里,召开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蔡申熙军长在会上讲话,他站在一个小山包上说:“我们现在脱离了黄梅、广济,被迫离开了根据地。前有高山,后有追兵,我们还要走,走的是一条不平坦的路,这是很艰苦的。但是,革命就是一条曲折的路,苏联红军就是战胜了艰难困苦,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接着他又说:“干革命不是强迫的,我们都要做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愿革命的,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嫌苦的,不愿继续革命的,也可以离去,自找出路。可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劳苦大众的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听了军长的话,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们都是贫雇农出身,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了红军,只有翻身求解放才是一条出路。此时此刻,虽然遇到了艰难困苦,但大家一心一意干革命,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部队。部队稍事休整后,继续向北挺进,途中还打下了一个县城。不久,我们同鄂豫皖边区特委取得了联系,大家高兴地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从此,我们在鄂豫皖特委领导下,战斗在淮河两岸,大别山区。

  

曹玉清(后排左二)与妻子许清(后排左六)1950年6月24日于宣化和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合影

  1930年冬,国民党“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鄂豫皖边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地围剿红军。我红十五军在特委的领导下,转至外线,突击敌人的弱点,准备会合红一军,转移敌人的合击目标。12月中旬,我们在皖西丁家埠以南的牛食畈一带,同一直在这里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一军三师会合,肖方同志在那里任师长。当地群众热情欢迎红十五军,拿着猪肉等食品,前来慰问我们。会合后,第一仗我们集中力量攻打安徽的金家寨。金家寨,就是现在的金寨县,那时归六安县管辖。那里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连接豫南、皖西、鄂东的重镇。这一带盘踞着以大恶霸汪东阁为首的鄂豫皖边区的八大民团,有1000多人。此外,还有国民党范熙绩四十六师一部分。他们称兄道弟,自称是:“蒋委员长在大别山的精锐,要剿尽红患,为国雪耻。”充当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急先锋,疯狂地破坏我苏维埃政权,野蛮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盘踞在金家寨的敌人,红军和当地老百姓都恨之入骨。过去曾两次攻打,都未能成功。现在大家怀着极大的义愤,决心拔掉金家寨这个反动据点,粉碎敌人的围攻,开创新的局面。攻打金家寨的战斗打响后,我连的任务是抢占镇子南的一座大庙。这里是敌人的一个门户,防守十分严密,我们发起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部队却遭受了一些伤亡。可是,我们红军是经得起硬仗考验的,大家忍受着连日奔波劳累,勇猛冲上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通过两小时的激战,我军占领了金家寨,歼敌1000多人,八大民团司令部也先后报销。正当大家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却因战斗负伤,我的手腕被敌弹打成粉碎性骨折,再次被送进了设在汤家河的红军医院。

  1931年初,我伤愈归队后,部队合并了,红十五军和红一军已经合编为红四军。将原来的红一、二、三师,改为十、十一、十二师;红十五军缩编为二十九、三十一两个团。我被派到十师三十团一营,当三连长,后当六连长。师长是刘英同志, 1955年9月被授予解放军大将的王树声同志任团长,营长是解放后的海军副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上将的王宏坤同志。王树声和王宏坤是叔伯兄弟,湖北麻城人。同我一起来到鄂豫皖的佘金山同志,时任二十九团团长。

  1931年5月,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到鄂豫皖苏区,张国焘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攫取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大权。正当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人民打破反动派的围攻,乘胜发展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中央,开始对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进行了一场破坏性的“肃反”运动。6月份,在粉碎敌人向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后,红四军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方针,从大别山出兵南下。张国焘却不同意,他要指挥红军去打安徽省城安庆。军长徐向前同志、政委曾中生同志,不听他的指挥,说是打安庆脱离苏区太远,我们打英山,打蕲、黄、广这些原来我们活动过的老根据地,群众对我们好,地形熟悉,有基础,离苏区又近。后来我们南下打英山,一举全歼守敌一个团。接着打蕲水县的漕家河,那里驻有敌人一个旅,红二十八团打主攻,没有打下来,干部也打得差不多了,又换上我们三十团,终于打下来了,全歼敌人一个旅。由于二十八团伤亡很大,我调到二十八团一连任连长。7月份,我们一直打到长江边,进占广济,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可是,就在我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机,又接到了上级要求北返的命令,命令的言辞非常坚决。虽然大家感到很纳闷,但也得执行。我们在返回大别山途中,于浠水县的洗马畈同敌徐源泉的四十八师遭遇,激战一天一夜,歼灭他们不到一个旅,两个团多点。红二十五军回到皖西北时,我调到二十八团一营,当了副营长。营长是解放后的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程启光同志。

  9月中旬,我们南下部队回到皖西北六安县的麻埠地区时,肃反开始了。张国焘说我们不听他的指挥,就趁机找借口排除异己。首先,在我们二十八团肃反,抓“AB”团,把团长潘皈佛抓了。部队开到豫南光山县的白雀园、泼陂河地区,肃反逐步扩大。有一天,上级通知我参加连以上干部会议,说中央派来的同志要讲话。听说中央来了人,我们高高兴兴地赶到会场。部队首长先做了开场白,接着就请中央派来的张国焘讲话。我过去没有见过张国焘的面,只是在北返途中才听到过他的名字,听说北返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为我们开始对他并不了解,对他强令我们北返的用意也没有搞清,只是从相信党中央的角度出发,认真听了张国焘的讲话。他说:“你们转入外线作战,大量消灭敌人,有很大功劳,你们辛苦啦。”他接着又说:“可是,你们南下,并没有完全执行党的指示,没有去攻打大城市。红军里有国民党‘改组派’,你们回去要追查,要积极开展肃反运动。”大家听着,慢慢就感到不是滋味,交头接耳,提出疑问,难道我们中间真的出现反革命?但是,起初我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张国焘是要对鄂豫皖红军来一次大清洗。

  会议后,上面还刮来一股风,说有个人向军部送去了一封信,信上说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原红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还有一直在皖西坚持红军游击战争的肖方同志是“改组派”,要叛变革命,投降蒋介石。信上还报告了这些同志与反动派接头的暗号,来往电报密码。对这些同志,我们是了解的,他们都是鄂豫皖红军根据地的创始人,呕心沥血为革命,怎么会叛变革命呢?大家都怀疑这封信,要找送信的人问清楚。可又听说,送信的人把信送到后,就不见了,大家觉得很奇怪。后来这封信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中,成了他在鄂豫皖根据地“肃反”的依据。那时候,在王明路线统治下,从中央到各根据地,都在清查什么“AB”团、“改组派”。国民党特务乘机到处写匿名信,借刀杀人,分裂红军。后来证实,陷害许继慎等同志的信就是反动派干的。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反动派的阴谋。在他的一伙人占据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后,打着中央的招牌,把他们所谓的“改组派”抓起来,把红军的一些高级干部杀了。在我的记忆里,被他们先后杀害的师以上干部有许继慎、周维炯、肖方、陈奇等同志,还有的我记不起来了。团以下干部,更是大批的被他们杀掉了。红四军二十九团团长佘金山同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杀的。听到佘金山同志遇难,我义愤填膺,恨透了张国焘。佘金山同志,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他参加过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在湘鄂赣边区我们战斗在一起,后来一起转战鄂豫皖,他出身贫苦,忠实于革命事业,作战勇敢。我万万没想到,敌人无法消灭他,可他却死在张国焘的屠刀下。张国焘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推行机会主义路线,乘“肃反”之机,排除异己,凡是不听他的,他就可以任意给你安个罪名,打入监牢,甚至杀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治,在鄂豫皖红军里持续多年,极大地破坏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发展。

  1931年10月,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政委陈昌浩同志,参谋长曾中生同志。四方面军,又分为四军和二十五军。红四军首长由方面军首长兼任,有十、十一、十二3个师。1955年9月授予解放军大将军衔的陈赓同志,任十二师师长。他这个人是个老资格,黄埔一期毕业生,听说还救过蒋介石的命,对同志很好,战斗间隙有时我们在一起,他爱开玩笑,说话很幽默。红二十五军有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3个师。这时,我调到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二营当营长。军长旷继勋同志,师长陈奇同志,师政委吴焕先同志,后来是张广才同志,团长袁芳菊同志。七十三师,有二一七、二一八和二一九3个团。二一八团,是原来的主力团二十八团改编的。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我们在徐向前同志的率领下,学习中央红军的斗争经验,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红军的三次大围攻。

  1932年3月12日至5月8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集中两个军和地方独立团在六安举行苏家埠战役,消灭国民党19个团和警卫旅,毙、伤、俘国民党军三万多人,缴获枪一万余支、炮四十多门、重机枪一百多挺,取得了威震敌胆的苏家埠大捷。是鄂豫皖苏区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各根据地红军在长征以前少有的几个大胜战之一。

  苏家埠,位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东部边缘地区,是皖西六安县、霍山县之间界河边的重镇。国民党对鄂豫皖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皖西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等部共12个团,从六安至霍山沿界河东岸布防,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一线防御,企图阻止红军向东发展。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并寻机消灭敌人,鄂豫皖红军留一个师在商城、潢川地区牵制豫东南之敌,其余大部分红军由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于3月22日渡过界河,将六千多敌人围困在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三个据点内。此时,六安、霍山之敌出援,企图对我军进行南北夹击。北路,由六安出援的敌人第一梯队两个团,被我军歼灭一个团,另一个团窜入韩摆渡;第二梯队敌人窜回六安。南路,由霍山出援的敌人一个旅,被我军击溃后窜回霍山。青山店的敌人冒死突围,大部分被歼,小部分窜入苏家埠。4月下旬,蒋介石任命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带15个团约两万多人从合肥西援。我军立即迎头痛击,于5月1至2日将敌全部消灭。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被围困一个多月,山穷水尽,于5月8日全部投降。至此,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

  我参加了这次战役。开始七十三师的任务是围困敌人青山店据点,打了十几天,歼敌一部分,有一部分在晚上逃跑到苏家埠,那里是敌人的大据点。那天下雨,下午六点左右,我带领的三连正在吃晚饭,敌人趁我们不注意,在飞机的轰炸掩护下突然冲出来,我们死伤20多人。仗打完后,我们七十三师遭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说我们打仗不行,围了十几天,怎么没有全部歼灭,跑了一部分。师长陈奇同志,也被当做“改组派”抓了起来。后来分配我们七十三师的任务是到苏家埠南面有个叫七里岗的地方修筑大攻事,阻击敌人援兵,每天还派人出去三、五十里,搞粮食、搞蔬菜,供给围困苏家埠的部队。好像是仗没有打好,就惩罚我们做苦力。没有几天,总部集中兵力对敌人苏家埠的据点展开了围歼战,围了48天,围住敌人好几个旅。我记得是在4月21号晚上,总指挥徐向前来电话说:“你们这个师行不行?不行,马上撤下来!”我们全体官兵憋了一肚子的火,正没得地方出气,于是一致表示:“绝不离开阵地,坚决要打,保证完成任务,如完不成任务杀我们的头!”总指挥说:“那好,下了保证,你们就要完成任务!”我营阵地前有一条小河,地形都是起伏地。第二天早晨,正下大雨,路很滑,水也在涨,我带一个连在蕲家山守前沿阵地,保证主阵地的安全。好家伙!早上5点多钟,敌人就过来猛攻我们这个连的前沿阵地,情况很紧张。敌人来的很多,黑麻麻的一大片,部队马上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打得正厉害的时候,师部来了4个身背马刀、手拿冲锋枪的传令兵,找我问:“哪个干部在这里指挥?”我说:“是我!”他们对我说:“首长命令,你要守住阵地,你这个阵地若是失守,部队不能守到最后,就杀你的脑袋!”好家伙,厉害得很!我看敌人在阵地下只有十几米远,情况万分紧急,我也打红了眼,我说:“你们不能走,马上参加战斗,要走,我就杀你们的脑袋!”我把他们4个也投入了战斗。敌人正要冲上来的时候,4支冲锋枪一起扫射,把敌人打下去了。不到一会儿,我的脑袋负了伤,我也不下战场,包扎一下又继续战斗。我们阵地离前面的小河不到二里路,敌人来了几个团,河水也在涨,八九点钟增援的主力全部赶到,从敌人的左、右两边包抄上去,总指挥徐向前也来到我们的主阵地上,总指挥部司号官就吹起了出击号,部队全面出击,一家伙打出去九里天,把敌人反击到小河边。原来埋伏在河边的我军两个团也一起动作,一下子就歼灭敌人两三个团。整个部队又包围敌人14个团,打到下午4点多钟,全部歼灭敌人。这一仗共歼灭敌人2万多,活捉了敌总指挥厉式鼎和好几个旅长,缴获枪支2万多,几部电台,还打下了一架飞机。第二天,苏家埠、韩摆渡逃跑的敌人两个营也被迫投降。这一仗围困敌人48天,饿得敌人黄皮寡瘦,路也走不动,只有煮稀饭给他们吃,吃干饭怕把他们胀死。俘虏太多,就把他们官兵分开,愿意留下来的就参加红军,回家的每人发点钱。这是我参加红军以来打的最大胜仗,心里十分高兴自豪。我因头部负伤,打敌人援兵时我随部队治疗。

  后来部队攻打正阳关。打正阳关是七十三师二一八团打的,那是安徽好几条河的汇合口。七十三师集中全师所有的手枪,通讯班长把我的手枪也拿去了。几百人身上别着手枪,穿便衣坐船打前阵,士兵拿长枪坐船殿后。到了正阳关突然上岸袭击,敌人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阳关就打开了。我那个通讯班长像个傻子,为了方便打仗,我叫他搞块手表,他却搞了个钟来。我说:“你不给我拿个表来,搞个钟来干啥?”他说:“手表太小,没有用,我才拿个大的给你。”我们的红军战士,大部分来自贫苦的农村。通讯班长是农村长大的苦孩子,不晓得什么是表,什么是钟,以为越大越好,才闹了个笑话。打开正阳关,住了一个星期。国民党又向苏区大举进攻,总指挥部就马上集中力量,打潢川县到商城县之间的南亚江、北亚江、仁和集这个战役。5月份,我这个团调回河南潢川县参加打仁和集,歼敌一个团。战斗夜间急行军,我带四连在前面,五、六连掉队,后面才追上来。南亚江、北亚江打得厉害,都是拼刺刀,用刀砍,把敌人砍垮了。这个战役,又歼敌1万多人。

  仗打完后,1932年6月份,张国焘继续清查“改组派”,把我也当做“改组派”抓了。闹不清,我怎么也成了“改组派”。在这之前,我们团长袁菊芳同志仅仅对张国焘的“肃反”政策表示不满,就被抓起来杀掉了。有天开大会,解放后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的张广才,那时是我们的师政委,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个师有‘改组派’,是‘改组派’的要出来自首承认。”光听他讲,谁也没有去,没承认。后来他就点名了,他说:“袁团长曾招认,我们师哪个的马最大,哪个就是‘改组派’。”我一听这话,就觉得不对劲,这下坏啦,原来在战斗中,我缴了敌人一匹大洋马,这匹马就是全师个头最大的,照他那样讲,那么我不也就是“改组派”了吗?我不相信这话是袁团长说的,就是袁团长说的,也是被他们逼供出来的,毫无证据的言词。我本来对张国焘他们胡抓乱杀就很不满意,对被他们害死的首长和战友深感惋惜和痛心,现在又毫无根据地要抓我了,我是满腹的怨气怒火,正想抽出我随身别在腰上的小手枪,想先打死张广才后,再打死自己。可是,一摸枪,才知道子弹没有上膛,要不然,他和我都不会有今天了。看到我动怒的举动,张广才命令保卫局的几个人迅速冲到我身后,一脚把我踢到地上,几个人把我按住,用绳子扎扎实实的把我绑住。这样就把我当成“改组派”抓起来,送到设在今河南新县县城新集镇的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保卫局,局长是1955年9月授予解放军上将的周纯全同志。在保卫局审讯我三次,我据理力争,我不知道什么是“改组派”,我也不是“改组派”。他们说是团长说的,我要求与团长见面对证,又不准见面。这样坐了两个月的牢狱,没有任何材料结论,将我送到生产队砍了两个月的柴。

  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前,红军内部杀了许多的“改组派”。我们的团长、我这个营的教导员、副营长、迫击连连长都被杀害了,我这个营长还好,没有被杀。由于张国焘的“左”倾统治,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被削弱了,再加上他们在军事上的瞎指挥,使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秋天,张国焘又推行“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强迫我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大别山根据地。这时,才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罚我做苦工,当挑夫,随军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那时,四军和二十五军各有一部电台,都集中在总部,一部电台百来人,两部电台两百多人。那个电台,不是现在这样先进的,是充电的,一台有百十斤重,挑的汽油都是两桶,一直挑到四川。原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孔庆德同志也和我们一起抬电台到四川,他是六安、新义国民党军队哗变出来参加红军的,是个很好的同志。1932年12月我们才到四川,这时我任担运队排长。从鄂豫皖根据地走到川陕,一路上打了几个大恶仗,南参关的战斗、新津枣阳的战斗,干部战士伤亡不少。我还不错,罚了苦工,要不然带兵到前线作战,也可能被打死了。在电台一年,1933年10月孔庆德同志调到前方部队去工作,我接替他当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担运队队长,管理百来人。1934年1月成立川陕省指挥部时,把我从电台调出来到川陕省独立团三营当营长。这样,我又参加了创建川陕红军根据地的斗争。

  我被关押期间,党籍无缘无故的没有了,也没有给个讲法。我对党是忠诚的、坚定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取得胜利,自己只有在党组织内才能更好地起到作用。在担运队任排长时,我提出恢复党籍,也没有明确答复。1935年我又重新入党,直到1949年我调到华北军区,将被关押时脱党情况声明清楚,经华北军区党委批准,才恢复了我1929年10月的党籍。

  

 

坚持敌后抗战的新晃籍开国将军曹玉清

胡爱国

2016年5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针对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以及国民党正面战场被动挨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持久胜敌的抗战方略。以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代表的一整套战略指导理论,预见了抗战的进程和胜利的结局,明确提出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利用抗战初期日军长驱直入、后方空虚的弱点,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大胆深入敌后,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巨大牺牲,英勇抗击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使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

  1938年秋,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分析总结了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和经验,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的总任务,决定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动和开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奔赴河南、湖北,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打开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派往中原敌后抗战的干部中,就有成为新中国开国将军的新晃籍红军干部曹玉清。

  曹玉清,1906年8月出生于晃县凉伞乡偏僻山寨许家湾一个侗族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5月入黔军,1926年春参加北伐,1929年清明节在江西万载县率部暴动,参加红军黄公略部,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他随黄公略、彭德怀、徐向前等参加创建红军湘鄂赣、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历任分队长、中队长、连长,1931年7月任副营长,10月任营长。1935年3月率部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曾三次过雪山草地。10月,参加红军西路军西征,一路血战,与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37年10月,进延安抗大第三期一大队学习。从北伐到西路军西征,曹玉清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成长为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优秀指挥员。1938年8月,曹玉清抗大毕业后,奉令到有“小延安”之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报到,被分配到河南省唐河县任县委军事部长,负责领导军事工作。10月,调任平汉铁路破坏大队任副大队长。1939年5月,调竹沟留守处教导队任三中队长。10月,调到李先念任司令员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2团任2营营长,随李先念挺进中原敌后抗战。

  1940年1月,我党领导的鄂东、鄂中、豫南抗日武装组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在武汉外围敌后战场实行战略展开,穿梭往返平汉铁路两侧,回旋作战。当他们向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和汉奸,发展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时,顽固派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摩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抗日武装受到严峻威胁。新四军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坚决自卫反击。在孙家店反围剿作战中,战斗十分激烈,曹玉清左手无名指被打断。新四军反顽自卫战,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电中指出:“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4月,曹任鄂豫边区纵队4团即襄西独立团团长,在襄(河)西指挥部的指挥下,担负发展襄西荆(门)沔(阳)远(安)抗日根据地的任务。5月,侵华日军集中3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发动了宜昌战役。6月,日军占领宜昌、沙市、荆门、当阳地区,妄图封锁出川的门户。12月,根据时局的变化,豫鄂边区党委决定加速建立襄西敌后抗日根据地,以牵制敌人。曹任团长的独立团改编为纵队第8团,曹兼襄西临时地委军事部长。年底至翌年春,襄西抗日根据地建立3个县级政权、45个乡级政权,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下辖3个旅、2个纵队、1个警卫团。2月9日,日军调集4000余兵力,沿荆沙、荆钟路、襄河沿线分片向我军发起大规模“扫荡”。曹玉清率部避其锋芒,击其弱点,于周家集围歼了由沙洋出动的日军骑兵小队和伪军中队,毙伤日军小队长以下官兵20余人,俘伪军数十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70余支,战马10余匹。日军第13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恼羞成怒,3月,又纠集2000余兵力向我荆南四明山地区发起报复“扫荡”。曹玉清率部跳到外线,直接在敌腹背打击汉奸和伪政权。长途奔袭当阳城南半月山地区伪军,歼其司令部及其直属队,俘100余人,缴获大批物质。接着又夜袭宜昌外围重兵防守的鸦雀岭据点,突袭并火烧了团林铺据点,拔掉了北山红庙据点,在荆南孟子巷设伏,毙伤敌数十人。打得内山英太郎首尾难顾,叫苦不迭。其后,日军强修林铺至河溶公路,企图分割、封锁我荆南、当阳游击根据地。曹率部配合荆南地方武装,用夜袭开展破路斗争,周旋一月之后,敌放弃筑路企图。4月10日,在襄西组建新四军5师15旅,下辖3个团。曹部改编为15旅45团,曹任团长兼襄西地委军事部长。5月,曹率一个营突然出现在荆门、钟祥交界的马良,打下刘家集据点,歼灭日伪军30余人。荆门之敌进行报复“扫荡”,曹又率一个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夜袭当阳慈化据点。

  1942年春,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和根据地建设,撤销14、15旅,分别成立5个军分区,曹玉清任13旅38团团长。新四军5师兼鄂豫边区党委令曹部开赴敌后,开辟有日军、伪军、国民党曲线救国军盘踞的襄河以南的洪湖抗日根据地。曹率部从京山县过襄河,穿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到洪湖地区。他率部队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和抗日武装,打击日伪武装和伪政权,撵跑了曲线救国军,将原来的地方武装龚文科部改编为抗日大队,很快打开了局面,洪湖敌后抗战风起云涌,造成极大影响,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8月下旬,顽军开进鄂东,企图配合保4旅进攻我大悟山根据地。30日,13旅旅长周志坚率39团歼灭保4 旅一个营,次日命令曹率38团向金鸡岭、王家店的敌旅部攻击。战前,周对曹说:“此战总的指导思想是围点打援,今天你们攻击保4旅旅部只是诱饵,要活打,不要死打。”曹问:“怎么活打?”周说:“先包围,后点名。”曹问:“如何点名?”周面授“秘籍”。战斗打响后,曹率38团发起猛烈攻势,保4 旅旅长蒋少瑗等急忙逃跑到一个偏僻的湾子,惊魂未定时,追击的战士堵住房门,开始“点名”。结果,蒋少瑗等官兵乖乖地从窗子、门口把枪扔出来后,一个个举手出来投降。蒋少瑗被活捉后,新四军5师《挺进报》记者问他:“作为败军之将,你有何感觉?你们部队如何垮得这么快?”蒋答:“当然是你们厉害啦,特别是点名术,谁扛得住房呀!”点名术就是攻心战,把敌人包围后喊话要敌兵投降,不投降的就一个个点他的名字,被点的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名字都被“八路”知道,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于是心理脆弱,再喊,魂魄都丢了。李先念知道后哈哈大笑,说:“就这啊,还点名术,神经兮兮的,瞎扯。”12月,新四军5师主力和豫鄂边区部队在抗日根据地湖北省大悟县大小悟山进行整训和大练兵。日军得知情报后,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调集日军第3、第40师团、伪军11师共1.4万余人,配备3架战斗机、80门火炮,分14路向根据地猛扑而来,企图用合围包抄将我5师主力歼灭。新四军5师避敌锐气,兵分5路突围。曹率部掩护旅部机要处、政治部向青山口方向转移。当突围至五斗田山岭时,西北方向同时与4路日军遭遇,后背大股敌军猛追而来,敌军数倍于我,形成前后夹击、左右包围之势。曹率部向漫山遍野的日军猛摔手榴弹,杀开一条血路,胜利地突出了日军的铁壁合围。1942年底至翌年春,日军在“扫荡”大别山,进攻鄂西的同时,对鄂豫边区各地进行了“春季扫荡”, 13旅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频频出击敌伪,牵制敌军对大别山和鄂西的进攻。新四军5师在鄂豫边区人民的支持下,又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发动的夏季、秋季“扫荡”,开辟赣北,进军襄南,恢复襄西,挺进洞庭湖,形成包围武汉之敌的战略态势,配合全国制止国民党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新四军5师主力发展到4万余人,成为中原地区抗战的重要力量。

  1943年,东起武汉,西抵沙洋,南临长江的襄河以南广大湖河港汊地带全部陷落,新四军5师根据中央指示,进军襄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2月,曹玉清奉命率15旅45团挺进襄南监利,开辟监沔抗日根据地,所部成为监沔抗战的中流砥柱。至6月上旬,曹率部连续作战共俘虏、瓦解、收编伪军和土匪4000余人。延安《解放日报》6月15日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战果。陈毅代军长著文加以赞扬。7月,曹率45团打回洪湖,老苏区人民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有人赋诗:“笑责南归‘何太迟’,军民相见两无疑;狂风卷起洪湖浪,重舞当年赤卫旗。”9月,日军对监沔地区进行“清湖扫荡”,曹决定在张家坊水网地带布下口袋阵,一举围歼,并指挥45团及地方游击队分别进入指定位置,隐蔽于芦苇丛中,严阵以待。9月6日上午,日伪军400余人乘4条大船和十几只渔船,在湖面搜查。游击队员押着3个伪军俘虏在张家坊高坡诱敌,不停地挥着太阳旗高喊:“太君,这里没有新四军,早饭已准备好了,你们过来吧!”日伪军乘船鱼贯而行,进入伏击圈。当日军指挥官田中发现有诈,大呼:“停船!快快返航!”曹当即命令开火,密集的子弹向目标猛烈射击,打得敌人喊爹叫娘。此战歼灭日伪军350多人,缴获枪支200余支,活捉日军指挥官田中。其后,日军驻监部队司令福岗纠集日伪军4个团的兵力,采取一路进击,三路合击,四路“铁壁合围”的策略,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寻求与新四军决战。曹率部寻找战机,给来犯之敌回击。战斗频频发生,有时两三天一次,有时一日数次。福岗不甘心一连串失败,率领400多日伪军到东荆河岸的马家湾,扬言与新四军决一死战。曹率45团与兄弟部队和地方武装在新沟嘴以西设伏,待机歼敌。当日伪“扫荡”队伍进入伏击圈,我军发起突然攻击,敌当即死伤过半,10余个日军爬上高层楼房顽抗,被地方武装火攻全歼。福岗急忙率残部逃亡监利县城。从此,日伪军元气大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扫荡”。在京山县石板河反“扫荡”作战中,曹玉清的一个睾丸被打残,被迫住院手术治疗。

  1944年初,盘踞在鄂东大别山区的顽军,处心积虑地要将新四军5师从大悟山区挤出,纠集力量向我进攻,企图割断我鄂东和苏皖根据地的联系。至5月,已伤愈归队的曹玉清率13旅38团在大山寺、七里岗、大包子阵地与敌形成对峙。一天, 38团一个连坚守在大包子阵地,终因敌众我寡,伤亡惨重,阵地陷落。敌占领大包子阵地后,得意忘形地向七里岗、大山寺进攻。旅长命令:“去38团传我的命令,反击时要他们坚决夺回大包子,不然提头相见!”接到命令,曹当即回答:“回去告诉旅长,38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否则,甘愿杀头!”曹与团政委紧急商量后,政委高声吆喝:“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稍顷,“呼啦”一下站出满身硝烟的四五十人,有的伤势严重,缠着的绷带还不断地渗着血水。政委看着大家说:“团长已向旅部保证,在我们手上失去的阵地,一定要由我们亲自夺回来。现在,我们要组织一支敢死队,去执行这一任务。敢死队队长由曹团长担任,我当指导员,参谋长负责火力掩护。队员由曹团长挑选,条件只有一个,必须是共产党员!”曹迅速挑选了30多人组成敢死队,调整了枪支,上了刺刀,补充了弹药。反击前,曹对整装待发的敢死队员大声问道:“都是共产党员中吗?”答:“是!”问:“你们怕不怕死?”答:“不怕!”生死关头,身先士卒,曹脱光膀子命令:“好!不怕死的脱光膀子跟我冲!”刹那间,队员们都脱光上衣,袒胸露背,跟着团长准备以死相拼,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势。曹率敢死队员高呼着复仇的口号,疾风般卷向敌人,一阵猛冲猛打,令敌猝不及防,终于夺回阵地。此战38团伤亡近200人,消灭500多敌人。被俘的敌连长无可奈何地说:“和你们打仗是找错了对手,想不到贵军这么能打仗。”战后查明,敢死队中竞有6人不是共产党员。战争年代当一名共产党员,就意味着带头吃苦,带头冲锋陷阵,带头去牺牲。在生死关头“冒充”共产党员,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和献身精神!

  1945年6月,曹调任新四军5师14旅40团团长,率部由大悟山地区进入平汉铁路以西,在河南信阳岩子河与兄弟部队歼敌一个团。8月,在戴家仓房战斗中创造了一个团歼一个团、在新野县歼敌一个支队等范例。

  抗战八年中,曹玉清在敌后横枪跃马,纵横驰骋,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威震敌胆,日伪军到处悬赏捉拿他,派了无数密探抓捕他,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在党的领导下,他率领部队紧紧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以部队为主力,地方武装配合的游击战,并建立了根据地,粉碎了日伪频繁残酷的“扫荡”,挫败了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和无数次的围攻挑衅,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为了团结各种力量抗战,形成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曹玉清不仅领导军事斗争,还做各种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和他们头面人物打交道、应酬。好在这位侗家汉子酒量大,每次应酬喝酒实力派人物都被他灌得醉趴下。1987年秋,当年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在北京对新晃史志工作者说:“曹司令打鬼子顶呱呱,酒量天下第一大。”

  抗战胜利后,曹玉清率部投入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他战功卓著,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并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是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他的褒扬,也是新晃侗乡人民的骄傲!

来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

作者:胡爱国

编辑:张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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